香港浸会大学语言中心 卢丹怀
（一） 引言
踏入2002年后不久，新华社从沈阳发布了一条消息：从2002年下学期开始﹐「双语」教学方式将进入辽宁省近百所中小学的课堂。从2002年春天起﹐辽宁省将选择十七所小学﹑三十所初中﹑五十所高中进行「双语」教学试点。届时，这些学校的数学﹑语文﹑地理﹑化学等课程将采用外语进行教学。「双语」教学以英语为主﹐也包括日语﹑俄语﹑德语和法语。为此﹐辽宁省有关部门将通过聘请五百名外籍教师﹑选聘具有「双语」教学能力的现任中小学教师和归国留学生等方式﹐解决「双语」教学的师资问题。与此同时﹐辽宁省还将引进国外优秀的外语教材和教学管理模式﹐按照国际标准有计划地对中小学外语教师进行培训。辽宁省希望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双语」教学学校的数量﹐从而实现在全省全面普及双语教育的目标。
此外，在朱镕基总理的提议下，教育部规定，全国范围内一些主要的大学里，要逐步开始用英语来教授部分课程。在中国政府同世界贸易组织各国的谈判全面成功后不久，教育部为了使中国的语言教育配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大势，立即下文指示一些条件成熟的大学，要它们率先使用英语作为大学科技课程的授课语言。并且规定这些大学必须力争在三年内至少有百分之五到十的课程使用英语。清华大学的经济和管理学院成为第一家使用英语授课的学府。目前已有三十多门本科基础课实行英语授课。 为了配合用英语授课，ITE教育基金会为中国国家教育部从美国的大学物理教材中筛选了教科书，以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三十多所大学从2002年秋季学期开始是用英语原版教科书。
由此可见，双语教育开始在中国受到重视了。笔者以为，中国推广双语教育有两种目的。从政治和经济的层面上说，随着科学技术日益发达，当今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越来越小，空间距离已不再是阻碍人们沟通的因素。互联网在全球各地被人们广泛使用。在这跨文化、跨国界的人际沟通之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言恐怕还要数英语。据不完全的统计，全世界用英语作日常沟通之用的人口达二亿。但是，为着其它各种目的而使用英语的人口却不清楚，也难以统计出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数字。很显然，为了适应世界大势，非英语国家正在致力于发展本国的英语水平，以便保持与世界同步前进。从个人的层面上说，外语成为人们工作和学习种至关重要的一个科目。关于这一点，冯增俊指出："在当今各种升职、出国、考研中、英语都成为绝大多数人的拦路虎，或最大的'杀手'，许多颇有成就者就是因为英语这一项使之在考研、考职中名落孙山，终为一生遗憾"。 笔者认为，这两种目的都是双语教育得以发展的推动因素。
研究和经验都表明，要使人们形成两种语言的能力，最佳的办法莫过于双语教育（Johnson, 1995）。把一种语言作为一门独立的科目（例如，把英语作为学校课程中的一门必修课或选修课），其成效明显地不如把它作为教学语言。我们以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教育为例。在五十年代﹐菲律宾的华校实施英语?华语「双语教育」﹐学生的华文水平甚高﹐毕业后即使到中国内地或台湾升学也不成问题。到了1973年﹐菲律宾政府修宪，准许华侨集体入籍﹐随之规定所有的侨校改从正规学制。自此﹐华文被列为选修科﹐学生每天只有两小时学习华语。学生的华语能力剧降。如今，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家长把孩子送到华校﹐并不奢望孩子可以有很好的中文造诣﹐甚至也不期望他们可以阅读华文报章﹐或是写中文信﹐只是希冀他们能讲流利的华语而已。这个事实固然牵涉到政治或社会的因素，但是，新生代华文水平的下降同华文课程由教学语言变成独立科目也不无关系。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第二语言/外语教学领域，人们致力于探索用目的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快捷方式。
虽然人们相信，用两种语言进行教学会有助于增长学生的双语能力，然而，使用这种方法并不是一定获得肯定的。以美国为例，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社会对双语教育提出了质疑。1998年，California州出现227号提案，对双语教育提出数项指责，结果导致该州大多数双语教育课程停办。1999年， Arizona州提出类似的提议，结果以63%的赞成票获得通过。
在美国，双语教育之所以遭到反对，主要是因为人们从双语教育的现实情况和结果中体会到，使用两种语言对新移民实行学校教育，这不是达到帮助他们提高英语水平、及早融入主流社会的有效之途。让新移民学生用英语来学习，这样可以促使他们全力学习英语。况且，从一些投票的统计数字和移民的反映来看，他们也希望能够尽快掌握英语。怀着这种心情和愿望，他们希望在学校教育中停止使用他们的母语。来自这两方面的因素结合成一体，这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近年来，对双语教育的成效和经济性提出质疑的事情在美国屡见不鲜。这是因为人们意识到，双语教育的经济代价是昂贵的。根据美国的宪法，凡是要获得美国国籍的移民，必须展示「理解英语的能力，其中包括用简明的英语说话、阅读和写作的能力」。然而，在有些地方，尤其是新移民集中的地方，驾驶执照的考试是用双语进行的。更有甚者，选举时的选票也是用双语印制的。那些有其它语言背景的新移民，即使不能掌握英语，也照样可以在类似选举等重大政治活动中使用自己的母语。如此一来，那些挑战双语教育的人便提出，政府拨款资助的双语教育课程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没有成功地提高新移民的英语水准。他们提出，新移民一般都急切地想掌握英语，以便生活、读书和工作。但是，双语课程消磨他们的这种学习动力，使他们产生惰性和依赖性。而为了提供双语课程，政府却要花费纳税人缴纳的公帑，为满足这类课程的需要而培训教师、提供学位和课程时间。
世事轮转，西方不亮东方亮。如今，中国也要开展双语教育了。这里所说的双语教育同中国过去的双语教育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过去的双语教育主要集中在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在学校课程里的情况。目的是让少数民族成员在学习汉语的同时保持自己的民族语言。如今，双语教育的覆盖面将扩大到外国语言。同前者相比，汉语和外语的双语教育涉及的人数会多得多，其意义也大得多。前一种双语教育的总目标是保存日渐式微的少数民族语言，后一种则是为了让中国民众掌握具有世界通行性的语言，以便中国保持和国际社会的联系，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作用。
中国内地和香港都是华人社会。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其双语教育方面的经验可以作为中国实行双语教育的借鉴，尤其是在中国开始实行双语教育的初始阶段。正是为了提供香港的经验，本文作者将回顾香港双语教育的历程，从中分析一些有关的问题，让读者看到在华人社会推行中英双语教育的成败关键。作者希冀内地的双语教育主管部门和有关的研究人员和教育工作者引起注意。
(二)香港双语教育的历史回顾
邹嘉彦指出："在港英统治的初期，中文没有同英文一样的地位。" 。政府把公帑投放在英语为媒介语的教育上，而中文为媒介语的教育则得不到或得到很少的财政资源。鉴于这种情况，一个英国国会的委员会在1847年3月的一份报告书中建议成立中文学校以便加强中文教育。
由于所有的官立学校都设置了英语课程，英语在学校教育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在学校的课程表上，英语是学生的必修课，而中文则是选修课。
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因为它对香港加强英语教学有推动作用。据史载资料，1894年开始，香港发生了一场历时几年的瘟疫。许多香港居民未能幸免。这场瘟疫本属公共卫生的范围，但其余波却对香港的双语教育产生了负面影响。当时确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华裔居民普遍缺乏公共卫生的知识，对于政府规定的公共健康措施，他们因为语言上有障碍，所以在理解和执行时均有困难。港英政府感到，尽管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已达40多年，但是西方社会的文化观念尚未能够进入香港华裔居民的心智。究其原因，社会上英语水平普遍低下也是一个。由于民众不能通晓英语，所以政府的有关规定大众便不知道，或者一知半解。当时的港督Robinson决定加强学校的英语教育，"要通过英语教育而不是中文教育来提高本殖民地华裔民众的文化意识" 。他还说："英国统治55年之后，香港的广大华裔居民依然只会一点儿英国话，这如果不说是一件有损声誉的事，至少也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 。但是，要在华裔居民中普及英语并不是一个容易达到的目标。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人口中能够上学的孩童不足一半，而且人们倾向于用中文来学习课程科目。
但是，因为英语是港英当局的正式语言，通晓英语可以在政界、商界得到很好的发展，加上政府把大部分财政资源投放在英语学校，所以英语逐渐成为香港教育领域里的主要语言。英语作为强势语言的局面历久不衰，是香港学校教育的主流。
从20世纪60年代起，香港社会各阶层一致努力争取把中文提升为正式语言。在民众的反复要求下，港英政府于1974年将中文正式列为香港的法定语文之一。中文获得承认，这件事为推动中文成为教学语言打下潜在的契机。事实上，从20世纪60年代起，香港的小学开始逐渐弃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转用中文来教学。只有少数小学坚持使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这些学校主要是有教会传统的小学和私立小学。1974年中文被接纳为法定语文之后，这一转变更有了理据。随着强制教育的扩大和普及，大批劳工阶层的孩子进入小学和中学。由于这些学生的家庭因素，他们不能像过去「精英教育」时期的学生那样有广泛的接触英语的机会，所以学生的总体英语水准大大下降。学校的课堂教学中开始出现中英语混用的混合语。混合语的使用变成学校课堂教学语言的一个普遍现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回归后的香港特区政府继承前港英政府定下的教育决策，认为中英混合语是阻碍香港学生中英文语文能力发展的主要障碍。于是，当局发布了一条政策，明文规定各学校不得使用混合语。此外，政府对全香港400多所中学进行甄别筛选，确定114所中学可以使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其余300多所必须转而使用学生的母语来组织课堂教学。
由此可见，双语教育在香港有一个起伏的过程。按说，香港是一个双语社会，中文和英文都是法定语言。要维持着两种语言在香港社会并存，学校的双语教育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香港的学校曾经是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主流，但是，为什么这一情况会逐渐地改变了呢？以下我们探讨一下影响香港双语教育的一些因素。
(三) 影响香港双语教育的因素及教训
1、日常生活中对英语的需求下降
众所周知，一般而言，双语教育的成功在于日常生活中对两种语言都有需求。如果学习者没有足够的机会使用所学的语言，那么成功地获得那种语言的机会甚微。从某种意义上说，成功的可能和使用的机会是呈正比例的。
香港社会的现实表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英语的需求不大。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更是这样。在此之前，政府和市民的通信联系全部都是用英语的。尽管有些人不懂英语，但是作为市民，通信人有责任了解用这异族语言撰写的公函。但是，香港回归以后，政府对公函语言做了调整。政府部门使用何种语言要取决于市民来函时选用的语言，或者根据市民的语言选择来决定。此外，大部分交际场合都是华人，政府的最高决策机构------行政会议和立法会也都由华人组成。政府内部使用英语的机会都大幅度下降，立法会的工作语言转成了中文， 何况民间？英国人撤离之后，香港政府里使用中文的空间大增，难怪不久前特区政务司长曾荫权号召政府官员在开会发言时尽量使用英语。 这一切都说明，香港社会民间对英语的需求不大。使用英语主要是商界和政界的事。如今，随着以英语为母语的英国殖民统治者的离开，政界使用英语的机会也比过去有限得多。
2、 双语并存的基础薄弱
香港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华人。据Bolton和Luke（1999）的统计资料，讲中国话的华人比例高达总人口的98%。 人口是语言存在的基础之一。华人人口比例高，这也构成了一个对双语教育的影响因素。虽然华人中也有使用不同家庭语言的，但是香港社会的中文历来首推粤语。来香港的华人不管他的母语是何种方言，一旦当他开始踏进社会，他都会很快地融入社会的主流语言 --- 粤语。汉语各方言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方面，至于书面语，各方言区没有明显或严重的差别。书面语相对于口语来说是比较稳定的。统一的书面语又反过来为其它方言区的人学会粤语和融入粤语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纵观全世界的语言社团，这个情况是比较特殊的。换言之，统一的书面语系统在连接各方言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为各方言区的人适应另一种方言奠定了基础。这也可用来解释为什么粤语一直作为香港的主流语言。
鉴于绝大多数人可以很快地适应香港社会的主流语言粤语，所以对他们来说，日常交际中使用英语的迫切性不是十分的强烈。另一方面，香港的人口比例情况也限制了英语的扩张。因为人际沟通可以通过粤语来实现，人们依靠英语来传情达意的机会自然也就十分有限了。既然如此，香港民间也就没有中英文并存的基础，或者退一步说，基础比较薄弱。英语只是社会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沟通工具，例如，政府公务部门、法庭、司法和立法机构。
3、 双语教学名存实亡
教育领域是港英政府在香港开始推行英语的起点。政府全力支持以英语为媒介语的教育。但是，由于大多数学生是华人，英语始终不能取代粤语的功能。随着越来越多的华裔人士获得教职，英语要完全替代粤语几乎肯定是不可能的。虽然如表1所示，中英双语学校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大幅度地增长，许多教育研究者和工作者相信，在小学和中学阶段的非母语教学会引起大量的反效果，其中包括不熟练的双语人，以及认知能力的阻滞。
表2-1 香港学校按教学语言分类的收生情况（1958-1983）*
中英语 中文 学校 学生总 中文学校
年份 学校 学生人数 学校 学生人数 总数 人数 的百分比
1958 74 5,863 89 21,210 163 47,073 45
1960 112 55,510 95 27,778 207 83,288 33
1961 107 53,000 91 31,000 198 84,000 37
1962 125 66,600 102 37,500 227 104,100 36
1963 147 81,163 106 41,079 253 122,242 34
1964 148 94,625 105 44,349 253 138,974 32
1965 169 109,123 107 45,334 276 154,457 29
1966 188 124,449 117 48,501 305 172,950 28
1967 187 134,347 117 46,295 304 180,642 26
1968 223 149,921 123 50,596 346 200,517 25
1969 230 167,881 120 50,638 350 208,519 24
1970 229 172,569 114 48,484 343 221,053 22
1971 233 184,651 108 51,142 341 235,793 22
1972 232 208,118 102 55,027 334 263,145 21
1973 239 223,254 96 57,321 335 280,575 20
1974 250 253,000 101 63,449 351 316,449 20
1975 263 273,418 102 64,119 365 337,537 19
1976 283 303,413 104 65,774 387 369,187 18
1977 302 331,036 103 63,485 405 394,521 16
1978 330 375,470 104 58,548 434 434,0318 14
1979 333 378,570 97 52,396 430 430,966 12
1980 321 386,531 87 48,105 408 434,636 11
1981 326 385,543 78 43,587 404 429,130 10
1982 346 383,900 72 40,742 418 424,642 10
1983 351 380,203 68 38,671 419 418,874 9
*表中数字只反映日间学校的人数。
资料来源:香港政府编撰的各期「香港年鉴」中有关教育的章节。
此外，据一些研究发现，在所谓的中英双语学校里，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只是徒具虚名而已。由于英语能力不逮，学生往往不能单凭英语来理解科目知识。结果，中英语混合语便应运而生了（Lin, 1990, 1996; Johnson, 1983; Johnson & Swain, 1997）。更为糟糕的是，同一篇课文要解释两次，先用夹杂着粤语的英语进行，然后用粤语再次重复解释或者翻译成粤语。虽说混合语是两种语言接触后产生的自然现象，但是以这种模式组织的课堂教学却使双语教育的质量大打折扣。更为严重的是，双语教育就此被扭曲了性质。
4、 政府过分偏重英语
应该承认，香港政府历来对英语予以重视。无论是以前的港英政府，还是回归以后的特区政府，都把庞大的资源投放到如何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上。至于特区政府1998年开始执行母语教学的政策，这乃是政府看到了学校里师生的英语水平下降到不能进行纯英语教学的程度。与其装模作样地标榜中英双语教育，不如脚踏实地地对教育做出改革。
要想把香港变成真正的双语社会，强调英语的作用是很有必要的。否则，英语很难在香港具有使用功能。但是问题不在于此。过去港英政府也扶植中文教育，但是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很不够。况且，港英政府此举也有装门面的意味。实际上，中文在香港一直处于「低变体」的状况，即只能在一些低层次的社会交际领域里使用。虽然中文是社会大众的交际语言，但是就中英两种语言的功能来说，中文始终只能在一些不重要的场合使用，例如日常闲谈、购物、娱乐等等。而英语却在一些比较重要的领域里出现，例如，法庭、政府事务、司法、教育等等。
笔者无意否定英语在这些领域的作用。提出这些事实只是要想说明，政府对英语的注重和对中文的注重有失平衡。英语学校毕业的学生在就业、深造等方面均比中文学校的毕业生占有优势。能操英语的政府雇员比只能用中文的有更多的擢升机会。在政府资助的学术机构里，用中文发表的学术作品比英语的低等。凡此种种，无一不在证明一个事实：即政府没有对中文予以应有的大力扶持。在「两文三语」的目标中，中文应该被提升到应有的地位上来。如果中文一直不能改变它的「低变体」状况，那么，香港的双语教育到头来只能是一枕黄梁美梦。
5、教师的语文水平有限
Tsui（2001）指出，香港的语文教师中有79%没有经过专业训练。这个统计数字反映了香港语文教师的专业背景。语文教育是中小学基础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环。经过专业训练的教师对于发展学生语文能力十分重要。语言是包罗万象的。如何帮助学生掌握一种新语言，这是一门需要专门学习的学问。其中包括组织和指导语言练习的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如果教师缺乏这种学问和训练，其教学效果就可能不理想。
香港教师的语文水平从近年来政府实行的语文基准考试的成绩统计资料可窥一斑。2001年3月，413位英语教师参加了第一次语文基准考试。在写作考试中，只有三分之一的应考教师达到了要求的三级水平。至于英语阅读和聆听，成绩比写作好一些，分别有86%和68%的教师达到了标准。2002年3月举行的考试结果显示，有826位教师参加了英语考试，写作试卷的及格率由2001年的三成三降至两成九。若算及格率跌幅，则以聆听及阅读卷最高，各跌了30个百分点。
除了语文基准考试的成绩外，另一个可资证明的现象是在课堂教学中广泛使用中英混合语。 教师英语水平有限，这现象不仅存在于中小学，连大学也有类似的情况。Flowerdew, Li和Miller（1998）在分析一项有关某香港大学中使用混合语的研究时总结说："讲师对英语重要性的看法有时候和他们自己教学中采取的语言态度互相矛盾。他们在讲课时面临执行全英语教学的实际困难：他们认为学生的英语能力不足以接受英语教学（页226）……的确，对于有些讲师而言，要全部用英语有效地授课讲会是异常困难的。在某些情形下，他们会试图和一些明显听不懂的学生交流"（页227）。
教师语文能力低下还表现在对学生作业里语言错误的分析。据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教育学院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香港小学生中有大约75%的人对老师批改的英语作业不甚明了。只有12.2%的人会将作业中遇到的问题向老师请教。75.1%的人向家庭教师求助。63.2%的小学生是对家人发问，以求解决疑难。 而另一方面，在语言学习上，有研究发现，香港学生最向往的一种学习方式是任教老师对他们在学习使用英语时的错误进行改正，以便日后引以为戒。 如果上述调查的情况属实，那么试问，学生对那种不甚明了的作业批改能感到有收益吗？学生能够从做作业这项主要的学习活动中得到提高吗？笔者认为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从加拿大「沉浸型课程」（immersion program）的经验来看，双语教育的一个至为重要的关键是教师的两种语言能力要基本平衡，对两种语言都具有一定的造诣。自从 「沉浸型课程」于20世纪60年代问世以来，全世界已经对这种方法进行了一千多项试验，结论基本上都是正面的。以这条经验来对照香港的情况，我们不难看到香港在师资语言能力上的差距。诚然，加拿大的双语是英语和法语，它们同属印欧语系，互相之间的共同之处比较多，英法双语人士也相对地比较多一些。而中文属汉藏语系，和英语的差别远远大于法语和英语的差别。但是，单纯地就香港的双语教育而言，如果要取得实质性的成就，教师的语文能力无疑应该在有待改进事项的首列。教师没有基本的语言能力，语文教育是不可能有希望的。
今天的教师语文能力不尽人意，追根寻源，同香港政府（统括港英政府和特区政府）有关。长期以来，香港的师范教育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准教师的来源主要是大学预科考试或入学考试中落第的学生。政府对师范学生没有特别的鼓励措施，相反只有压力。今天这种局面正是过去长久以来一贯放松的苦果。可惜的是，政府一方面提出「两文三语」的长期目标，另一方面却没有意识到师资培训方面的痼疾。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新上任的师训与师资咨询委员会主席、教育学者程介明教授已经明确地提请社会注意这个问题。 应该说，现在是香港政府对此事予以重视的时候了。
6、政府对教育事业的外行表现
虽然香港政府对语文教育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投放了大量资源，但是其领导人物缺乏对语言学习的正确认识。例如，教育统筹局局长罗范椒芬以自己年少时背书的滋味警戒学生少背书。 她回忆说﹕「我不喜欢念英国史﹐因为中二时有老师要同学逐一起立背欧洲史。」以这样的方式把学英国史和学语言兼谈并论，这显然是不妥当的。英国历史?地理以至数学?经济学课本﹐本来都不是供背诵的；罗范椒芬的历史教师叫学生背，那是教学无方。但是，语文教学则不同﹐教语文而不叫学生背诵﹐也是教学无方。而这样教学无方的教师﹐今天恐怕为数不少。把学历史的经验引伸到语文学习﹐这绝不可能产生什么好的教学效果。如今众多的学生写不出通顺的中英文，这同教学方法失当不无关系，虽然还有其它的因素。此外，政府又针对香港当前失业率高的现象提出，那些英语较好的失业人士不妨转行当英语教师，这样既可解决再就业问题，降低失业率，又可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此事凸显了政府官员对语言教育的轻视和无知。显而易见的是，持有这些看法的人认为，凡是能说英语的人都可以充当英语教师。短期培训就可使他们胜任课堂教学工作。试问，如果真是那样，那么，教育和师范专业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呢？政府高官不改变这种谬误的看法，合格的
师资就永远没有指望。
（四）结语
双语教育的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一直在探索如何培养学生语言能力的有效途径。香港的学者也在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但是目前还没有具体的、能产生奇效的快捷方式可循。一切仍需要摸索和试验。本文分析了一些涉及香港双语教育的历史和现实状况。笔者的希望是，这些材料能够帮助读者了解香港双语教育的实情，看清推动和阻碍香港双语教育发展的一些因素。
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高科技的迅速发展、政治、文化和军事等各方面的全球合作，英语在全球不断地扩展为共同语言（lingua franca）。与此扩展紧密相连的是双语教育在各地的发展。如今，中国内地不少地方也开始出现了双语教育的课程，而且有方兴未艾之势。值此之际，笔者呈上此文，希冀对内地的双语教育有所帮助。切望内地的同行借镜香港的情况，为双语教育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和方法，使中国的双语教育避免坎坷之途，走出一条有特色的路子。
